您还记得第一次到美国时的感受吗？去了哪些地方？

　　侯为贵：当时到了美国等于是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上，是这种感觉，在国内当时人与人是很封闭的。去的地方不多，主要集中在美国西北部芝加哥等地方，呆了一个多月，实际上我们去之前就已经看过大量的国际市场的资料，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技术资料的，技术资料与市场的关联度也很大，所以我们对国际市场的理解很早就有了，只是因为80年代初的时候，虽然市场经济的因素已经影响到中国，但大多数人不关注这些东西，尤其搞计划经济的人不太关注，我们在企业里面搞引进工作的关注得多一些。

　　当时还没有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吧？在美国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来自市场经济、企业体制的冲击？

　　侯为贵：当时还没有说计划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是后来才提的。市场经济也是要眼见为实的，实际上从理论上我们很早就知道了，但真正的亲眼所见那是那一次。比如他们对原材料的选择，怎么样能够降低成本？当时对成本这个东西考虑不是太多的，特别是航天系的企业，只要能够上天，成本不计较，我们做的集成电路广角电镀，镀金都很厚，几个微米，美国人就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这个钱往地下乱撒，不需要做这么厚的金同样能保证质量——这个给我印象确实比较深，人家的企业是从成本管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国内当时对成本的概念是很淡薄的。

　　1985年，您主导几家国有企业一起创办“中兴半导体”时，深圳是梁湘主导的时期代，当时还是以贸易、来料加工、搞基建为主，走私也比较兴盛，“合办企业”却是很少见。这些企业在李灏主政深圳的时候才兴起，中兴搞合办企业的时候在李灏时代之前。

　　侯为贵：对，比较早，我们建立合办企业的时候还是梁湘时代，我们都是从国营企业出来的，办企业开始肯定还是想以国营企业作为大股东，我们只是在里面做管理工作当总经理，思维方式还是有一定局限性，当时没有想自己做私营企业。但是当时现实是国有性质的西安母公司不可能出钱，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比较明确——不要让它(国企)承担太大风险，没让他们出钱，只给我提供了一个担保就行。后来我们把钱一还，它的担保就没有风险了。我们这么做同时也是想将来它(国企)不会干预太多，给我们争取多一点自由度。对国企来说，不掏钱就没有责任和损失。但董事长还是西安691厂的人。

　　既然西安母公司不出钱，那么创业的钱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