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市场环境来看，别人在衰退，我们在进步，市场格局的确对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存在很多机会。但是现在整个全球的经济环境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你们的竞争对手华为总裁任正非今年提出了一个“信息产品过剩”的论断，并且他认为“价格战”是必然到来的。中兴如何能够让投资者理解公司长期战略和短期利益之间的关系？
侯为贵：中兴上市历来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发展和利润之间的矛盾。发展就是你的市场占有率要扩大，但同时还要确保足够利润，我们总是要不断地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从而给企业创造一个稳健的、长寿的机会。我们一直提醒自己不能太快，量力而行，但如果为了要节省成本、增加利润，市场上有很多应该拿的市场机会不去拿，企业就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所以说这两个都要寻求平衡，不可能所有机会都能拿到，就这么简单。投资者还是希望有较高的利润，我们也希望，但是不能过高，因为我们的研发投入还很大，在保证一个基本的利润目标前提下，我们还得要有进取心去扩大市场占有率。
最近几年看中国是一个往上走的态势，中国的企业也是一个往上走的趋势。您刚才也讲到国家间博弈和跨国公司的博弈，有西方媒体会说，中兴和华为实际上是利用中国的外交实力或者是外交博弈去获取市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侯为贵：从外交关系来看，我们市场做得好的国家往往也是国家关系比较好的，这是一定的。整个中国在非洲的形象比较好，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做非洲市场；东南亚市场过去不太好，这几年“东盟”关系变化很大，我们东南亚的市场就起来了，包括印度、印尼规模就很大，中兴一年在印度有7到8亿美金，印尼今年超过5亿美金，这些市场都跟国家关系的改善有密切关系。
创新战略的国家路径与企业路径
中国3G标准——TD-SCDMA的上马，打破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重大高技术领域商业化成功的零纪录。我们曾经在航天、杂交水稻、核子物理等科技创新领域获得过“举全国之力”的成功，但其体制色彩浓厚，欠缺在技术与商业的结合上的一套成熟体系,TD或许是一次有力的尝试。中国在国家资源与企业路径之间，如何才能找到一条可以商业化、市场化，并成功参与全球竞争的协同机制？中国的人才体系、政府财政支持等软实力的构建应该如何增强？改革开放30年建立起来存量资源——庞大的经济规模、产业配套能力，人才储备——应当如何盘活？
类似的追问，应该不厌其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