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所奉行的一条国家哲学与商业逻辑——市场自由竞争必然会产生最强者——在全球化已过半程的今天正在遭受越发严峻的挑战，西方国家作为先发者的强势力量渗透在政治、经济、科技、金融等诸多领域，为作为后来者的发展中国家制造巨大的超越障碍——这样的矛盾，是技术创新路径依赖的体现，也是创新成本与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根本矛盾，是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悖论。

　　中国能否在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领域再持续产生出更多的中兴、华为——这样的追问将萦绕着我们的下一个30年。

　　连侯为贵也慎言，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再出现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机率已越发迷茫。这并不难理解，就算在制度完善、资本充足的美国，也难以再造一个思科、IBM、微软或者强生制药。这是全球化博弈形成的事实性霸权版图，专利、制度、标准都是先行者的“合法”工具。

　　这个矛盾放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长期战略视野里就会折射出更大的矛盾。回顾过去3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在每个阶段所获得的动力：1980年代解放农业生产力和发展轻工业，本质是解放低级生产力；90年代初期开始的市场化、城市化、重工业化，本质是通过生产资料投资发展生产力；2000年以来，资本化、科技化和国际化是中国向更高水平发展的主要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人才和创新为核心的战略是中国未来的必然选择。

　　如是，我们采撷自主创新“中兴样本”，为我们探讨下一个30年国家创新路径和企业路径的融合，寻找一盏明灯。

　　30年角色转型

　　“市场经济也是要眼见为实的”

　　上世纪80年代初，侯为贵说服航天系统的领导，以“引进技术”的名义来到深圳，1985年创办中兴通讯前身——深圳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由航天系统的691厂和运兴香港电子企业及另外一家国有企业三家联合投资组成。

　　1984年创办中兴半导体公司之前，您在航天工业部旗下的691厂工作。从西安到深圳、从国有企业到创业，什么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历史契机？

　　侯为贵：航天部当时在全国都有企业，但性质都是国企。到深圳后创办企业这个事有点偶然。我最早在航天部设在西安的691厂，这个企业早先是一个中专学校，我毕业分配到那做了一名教师。1969年，文化大革命，学校都停了，转变为企业。当时的航天部副部长钱学森给我们提一个要求，要我们做IC(半导体)。当时部里掌握的美国信息是，美国刚刚启动IC产业，所以学校就转型开始做IC，变成一个工厂。那时候没有工程师的说法，我从老师变成了技术员，后来从技术员升任技术科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很乱，但是在它结束前后我们实际上已经开始引进一些国外的技术，这是在国内最早的。后来我在1981年第一次去了美国，也是负责引进技术和设备。也是因为搞技术引进的原因，我到了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