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两把刀”猪越杀越多

　　时任菏泽地区商业局生产科长的解庆义告诉记者：“年初实行杀猪‘两把刀’，年底即见成效。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变，在于过去实行统购统销体制，要求农民交售‘爱国猪’、‘爱国蛋’，要求他们压制自己内心深处的发财梦想；现在所发生的，等于公开承认他们的产品与金钱直接关联。”

　　两组数据对比说明变革前后巨大反差：

　　“派购”政策严重挫伤了集体和社员的养猪积极性，全区生猪调出数量不断下降。1966年至1970年，平均每年调出生猪27.4 万头；1971年至1975 年，减少到年平均 22.6万头，1976 年和1977年继续下降为22万头。源头猪少了，城市居民、军队、工矿企业肉食供应必然吃紧。全区10个县，有8个县常年没有猪肉供应计划。

　　实行杀猪“两把刀”，农民养殖生猪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当年地区食品公司生猪购销统计结果显示，截至 12 月 20 日，全区生猪调出 23.5万头，比省里规定多调出 1.5 万头。另外，菏泽地区还腌咸猪肉 4 万多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市非农业人口猪肉供应也有所增加，由原来的一人一月一斤，十二月份增加到二斤。 过去社员买肉排长队，现在“ 买肉不出村，吃肉不用愁” ，全区城乡肉食市场空前繁荣。 群众高兴地说：“ 手里有把杀猪刀，能喂能杀多上交；国家群众都便利，养猪数量大提高。”

　　“杀猪刀”上的争锋

　　1978年 11月20 日，本报以《实行杀猪“ 两把刀” 促进养猪事业发展》为题，配发编者按，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菏泽经验。报道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农村办任何事情，都要为农民着想。为农民，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在发展养猪问题上，也是如此。只有想到农民的利益，让他们既有实惠，也有肉吃，才能调动大家的养猪积极性。养猪多了，完成、超额完成生猪收购任务就有了保证。否则，三者利益也就成了空谈。”

　　作者何荣德谈起文章发表后引起的轩然大波，至今仍感慨不已，感叹那是从业以来发表难度最大、社会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一篇报道。

　　他说，再正确的理论一旦被谬误歪曲，再披上华丽的外衣，就会变成僵论，把人们的思想凝固；就会变成绳索，把人们的手脚捆死。一旦发生触及体制的变革，一些人就会以框框去套，以成规说是非、论对错。

　　文章发表后，当即不少人表示强烈反对，理由是“两把刀”违背了国家红头文件，会影响完成生猪上调外拨任务。省商业厅有人很恼火，要求菏泽立即纠正。甚至有人说，“你们大众日报有报纸，我们就大量印传单”，猛反“两把刀”。菏泽地区有的领导找到记者站，要求记者认错检查。尔后，就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周振兴为此和省财贸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了激烈争辩，争辩进行了大半个小时。最后，一位省委领导发了话：这样吧，“两把刀”只允许菏泽那里搞，别的地方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