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养猪，但不能随便卖猪——只能卖给商业局；农民养猪，但不能自己杀猪— — 只能食品站统一杀；农民养猪，但不能随意吃肉——卖100斤猪，领回5斤肉票，再到国营食品站买肉吃。这就是过去生猪计划“派购”下农村实行的“一把刀”政策。上世纪 70 年代末，全国城乡猪肉供应紧张，“一把刀”与“两把刀”之争在菏泽率先爆发。

　　快死的人想吃口猪肉

　　何荣德，当年大众日报驻菏泽记者站记者，既是“两把刀”变革的见证者，又是忠实记录者。

　　他回忆此事的缘起： 1978 年初，时任菏泽地委书记的周振兴深入农村调研。 在曹县一村庄打谷场上，他问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大娘：“老人家对政府有什么要求啊？”“ 哪有什么要求，快死的人了，不知什么时候能吃上一口肉呢!”

　　何荣德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国出现猪肉供应紧缺。政府作出决定，将生猪列为“派购”、“统销”物资。

　　那时，粮棉油均由政府所辖商业部门经营，其他营销者哪怕只交易一斤一两也属非法，这叫做“一类物资”，为统购；其余农产品大体属于“二类”，为派购。名义上“派购”产品在交足国家计划征购部分后方可上市，但实际运作过程中，因农业生产能力极低，而国家的征购数额又极为庞大，所以农民在把自己的收获呈缴国家后，所余无几，所谓“剩余上市”，其实有名无实。红头文件明明白白：不准私人经营国家派购、统购的产品。谁敢违反，轻则挨批挨斗，重则游街示众，甚至打成“投机倒把分子”，永世不得翻身。而猪肉供应实行的是严格的供给制，市民每个月可吃到一斤肉。农民一年喂一头150 斤重的肥猪，可得返还肉票7 斤半，一家农民几口人，一年也就吃这些肉。所以，对农民来说，吃口猪肉成了奢望。

　　“喂个猪累死人，吃点肉难死人，想起来气死人。” 这就是那个特定时代农民对现状的评价。

　　养猪的吃不上猪肉。周振兴心里明白，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只能从已有的政策法规中找空当。 周振兴翻出了上世纪60 年代中央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通称“六十条”。学大寨之后，“六十条”就很少再提，但毕竟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

　　周振兴在“六十条”里找到了放宽政策的依据!

　　1978 年大年初三，菏泽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主要内容就是学习贯彻“ 六十条” 。 会议之后，一本长达20 页的纪要形成了。那里面规定落实的政策，共有八条，其实还有几条，因和当时的政策有明显抵触，所以没有写进去，但在贯彻会议精神时一并传达了。没有写进去的几条，其中一条就是，允许杀猪“两把刀”。会议决定：给养猪人以适当的杀猪权，屠宰生猪实行国家和集体、社员“两把刀”政策，社员可以杀猪，可以自己吃，也可以卖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