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以银座城市信用社为核心，台州组建了全市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台州市商业银行，其中政府股权只占5％，这在全国是第一例。2006年，泰隆城市信用社升格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浙江银泰城市信用社整体改建为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台州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拥有三家地方商业银行的地级市。根植于台州肥沃的民间金融土壤的这一独特现象，对于正在走向全国开放的国内银行业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样本。

　　以银座城市信用社为例，创建于1988年6月6日，建社之初只有6名员工、30平方米的营业场所和10万元资本金。从银座城市信用社到台州市商业银行，董事长陈小军和他领航的这家民营银行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

　　25岁那年，我借了10万元办金融服务社

　　我是台州路桥人，父亲在农村信用社工作了一辈子。1980年，我17岁，接了父亲的班。当时在路桥共和公社农村信用社上班。那个时候，我感到最大的苦恼是贷出去的几十元的农业款收不回来。我初步形成了对金融的判断：信贷风险要控制在贷款时，形成后就很难收回，同时信贷需要有自主权，要责任明确。

　　稳定的生活在8年后出了轨——起因是一张报纸和一次街头偶遇。

　　1988年，中国大地改革开放大潮涌动，“无户不商，无街不市”的路桥乘着改革的春风，容光焕发，生机勃勃。80年代中期，路桥已有数十个专业商品市场，市场摊位达3600多个，商品成交额近3亿元。民营经济活跃，商业往来频繁，民间资金交易活跃。

　　当时，国有专业银行并没有突破全国各地类似的专业银行经营机制呆板、服务效率低的弊端。对于个体、民营企业额小面广的融资需求，国有专业银行甚觉繁琐，不能满足民营企业迅猛发展的资金需求。

　　1988年初，一张报纸报道了温州农民成立信用社的消息，读完之后，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温州可以做，我们台州也可以做。但是，四处询问之后，答复让人沮丧：温州是国家特批的，路桥不行。

　　好在我的沮丧并没有持续太久，转机来自街头的一次偶然碰面。

　　1988年初的一天，黄岩县人行副行长蔡明亮跟我在街上遇见，说上面出了政策，允许在路桥开办城市信用社了，人行的人已经跑了一个多月，没有人敢尝试，蔡副行长问我愿不愿意办一个。

　　我只问了两个问题：“如果办起来了，信用社谁说了算？”“万一出现头寸紧张，政府管不管？”

　　蔡的回答是：“当然是你们说了算。如果是合法批准，人行会支持。”

　　当晚我就作出了决定。那时，我唯一感到为难的是，蔡副行长坚持要我必须辞职。

　　说服家里人花了一些时间，最终，我的决定得到了妻子和父母的同意。

　　父母和亲戚借了5万元给我，另外由10个个体户凑了5万，10万资本金的问题顺利解决了。

　　为了快一些成立，我选择了金融服务社的形式——城市信用社需要浙江省人行批准，而金融服务社台州地区人行就可以批。“银座”的名字则寄托了我对未来的期望，我知道银座是东京的金融中心，要做就朝着好的方向做。

　　1988年6月6日，银座金融服务社在路桥的一间临街小屋挂牌，6个工作人员，简陋的尺字形柜台，多少有些过去钱庄的格局。在当地人心里，我所办的跟“私人钱庄”没有什么区别，几乎没有人看好，有人甚至担心“怎么会有好下场？”

　　挂牌前几天，椒江一家地下钱庄倒闭，欠款180万元，存款人的哭天抢地让我感到了压力。说真的，当时政府对我也没有抱很高期望，连大力支持我办信用社的黄岩县人行也感到有些不安。

　　不过，运气还好，开业当天，银座金融服务社就有5万存款，我们高兴得不得了，算着如果每天这样，一年下来该是多大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