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大午成为千万富翁后，他的父母依然在家捡破烂做饭，他本人没有专车，住在平房里，对自己的生活也很“抠门”。这些细节为他赢得了同情。但吴晓波更愿意用理性的数据和事实来解释孙大午的败局。“2000年之后，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一向被认为运营成本高且盈利性较差的乡镇市场被大面积放弃。到了孙出事的2003年,全国300多万户私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只占10%”。

　　经济学家茅于轼撰文为孙大午鸣不平。他说，孙大午表面上违反了国家金融管制规定，而实际上非但没使人受害，反而有许多人得利。这样的社会行为如果算是犯罪，那么要质疑制度本身是不是有修改的必要。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在看到报道后，也以个人名义给孙大午发去一封传真：希望你在这个时刻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因此乱了方寸。我当年创业时也遇到许多的苦难，但是都挺过来了，只要你保持这种奋斗精神，就一定能度过难关。

　　突破，突破

　　2001年，“全球第一CEO”、美国通用公司的韦尔奇即将退休。在被问到对中国市场看法时，他说：“我10年来一直往那儿跑，而每次我到那儿，都会笑话自己上次来时知道的那么少。我真的搞不懂。这也许是我要退休的原因，应该由别人来把他搞懂。”在进入中国最初的阶段，通用电器把节能灯泡推向中国市场，但这长寿低耗的灯泡，总因为高昂的价格而不好卖。

　　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举办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国家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决定。在渐变式改革的中国，从来没有哪种变化是突然发生的。开始于1998年的“国退民进”计划表，和中国进入WTO的时间表高度吻合。对于韦尔奇的继任者伊梅尔特以及其他跨国公司来说，所有的策略都将改变。

　　伊梅尔特的投资重点转向了垄断或者准垄断的飞机发动机、工业性集团的电力输送等行业，在这些领域，他无须再面对来自中国乡镇企业的竞争。汇丰、花旗等外资银行相继把地区总部迁往上海；摩根士丹利获准参股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而更多的跨国企业不惜代价逼退国内合伙人、寻求独资。

　　在这个过程中，有三家中国民营公司在一向不对民营公司开放的领域取得了突破。第一个是著名的四川刘家兄弟的老三刘永好，因为参股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曲折进入金融业。

　　吴鹰的成功则得益于国有垄断企业的内战。当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移动通信市场赚得盆满钵满，只能从事固定电话业务的原行业老大中国电信日渐不满。曾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中国留学生吴鹰在一个被放弃的边缘性技术上看到了巨大商机。这项后来被称为“小灵通”的手机服务，可以利用已有的固话网，以无线接入的方式提供无线服务。收费低廉的“小灵通”意外在中国引爆垄断企业间的电信大战。作为设备供应商，吴鹰创办的UT斯达康获得惊人增长，进而在美国上市，一度成为表现最优异的中国股。不过这个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吴鹰没有想到，UT斯达康的衰落同样源于垄断行业的变局。当中国电信决定备战3G，UT斯达康的收入立刻锐减。吴鹰决定转向IPTV(互动电视)，这项业务依然关系到两大垄断利益集团——电信与广电的利益分割。可惜他没能再复制“小灵通”的奇迹。2007年，吴鹰黯然离开他一手创办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