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不同，但逻辑只有一个：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任何经营者都会考虑自己与企业的关系。

　　王文京是早期的创业者中少数没受产权归属困扰的企业家，2001年，他创办的用友软件被核准上市，他个人资产一度高达50亿元。1988年他做企业工商登记时，领取了一本“身份低贱”的个体户执照。

　　1997年，26岁的丁磊在广州创办网易，员工3人，注册资金20万元。同年，王志东和张朝阳也分别拿到海外投资，创办新浪和搜狐。中国公众看到了门户网站、电子邮箱、搜索引擎和风险投资等全新概念。这些网络公司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有着清晰的产权结构，并且融入国际化背景。有评论说，互联网是一个没有“制度原罪”的行业。

　　钱，钱，钱

　　现在记得郑乐芬的人恐怕已经不多。1991年，她因投机倒把罪被处死刑，死时38岁，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她是温州的一个家庭妇女，据熟悉的人说，她长得圆脸胖身，为人热情大方。她获罪的原因是因为“抬会”。“抬会”是浙江南部对民间金融活动的别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温州民间企业已经十分发达，对金融的需求很大。当时国内银行不允许对私人企业发放任何性质的贷款，私人业主无法从合法途径获得资金，试办私营钱庄的努力又被遏止，“抬会”于是风行。

　　它最初出现在几个人之间，每个人都出一笔钱，形成一个互助的“会”，用钱的人付给其他人高于银行的利息。由于缺乏法律保护和规范，“抬会”渐渐演变成一种近乎疯狂的金钱游戏。到了1986年，资金链出现断裂，许多会主潜逃，成千上万的讨债者上门逼债。政府开始通缉那些知名会主来平息民愤，郑乐芬被判处死刑。这在当时的法律界曾引起争议，有人认为她应定性为诈骗罪，罪不当死。法院认为她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应定为投机倒把，可处极刑。

　　关于民间融资的合法性争论，到了2003年又有了新高潮。这一年，河北徐水县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因为在附近村庄搞“金融互助社”被捕，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孙大午出身贫寒，父母以捡破烂为生。辞职下海后，他的企业集团一度拥有16个厂和一所学校，年产值过亿。他自称是一个坚定的“人民公社”的信仰者，在企业内实行“乌托邦”的实验。职工和村民每月只用1元，便可享受合作医疗。他最头疼的是企业贷款难。有一次，他为求贷给信用社领导送去1万元。事没办成，他便索回款项，最后只要回6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