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请过咨询公司，企业的事，外人都是雾里看花，也没请过经济学家诊脉，如今经济学家都越来越慎重了，在经济学上说实话不容易啊，说深一点，就涉及到制度。

　　当然，关起门来不行，我们常常组织去其他公司交流。比如三一重工，我去过几次，这个公司最大的优点就是创新能力强，梁稳根和他的几位高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气，值得我们学习。三一他们有一部分股权投资，这些事我们倒不羡慕，不是说人家那样做不好，只是“钱生钱”的事我们做不了。

　　这些年来，政策层面对工商界最大的支持，是出台了《公司法》。公司法没有规定党管企业的干部，企业属于谁？应属于出资人，即股东所有，总裁对董事会和股东会负责，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是新三会，这才是现代企业治理机构的主体，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是老三会，它只是一种民主决策形式。

　　恕我直言，企业里不能搞民主决策。毛泽东有句话我是赞同的：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它不能决定企业兴衰。在企业内少数不能服从多数，否则，不能盈利、发不出工资，谁负责？我按照公司法设立了工会，但是不设职代会，即便将来需设，也只是民意机构，不是权力机构。

　　什么是工业企业最应该想的问题？第一是市场，第二是市场，第三还是市场。三十年前，我听马洪同志做报告，讲到企业的产品要吃着一个拿着一个想着一个，极有道理，但至今一般的国有企业还做不到，因为不能迅速根据变化的市场进行修正。

　　前年北京有一批司局级领导来长兴岛参观，问我振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我讲笑话：“就是因为离你们远。”没想到他们还写到总结里了。事实上，某些人仍始终不忘“管下面”，要填的报表要50多种，其实领导根本不看，没有用。

　　我们没想过改制，经营是活的辩证法，没这块国有的牌子，地方上也不认你。公司高管不拿高工资，职工收入差别也不大。领导工资是白领平均工资的2.5倍，我也不担心高管会因此跑掉，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目前做的确实是个事业，吸引人。第二，也没地方跑，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人过了四十岁，重新起个头很难弯下腰去。另外，我们有一系列解决方法，比如“振华功臣基金”，保证高管退休后生活水平不降低。

　　制造业要找高管，文武双全的少，这是历史原因。公司有一批学历不高的“绿林好汉”一直任基地领导，用好这批人，公司事业才能有成，一台起重机近2000吨，高70米，不是“行伍出身”，镇不住。

　　对蓝领工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农民工，公司特别关心，怎么个关心法，我说了不一定真实，你自己去基地看，从宿舍到厕所，会发现我们都很用心。我本人有很长时间的社会底层生活经历，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想什么，现在虽然盈利不多，比下有余，不能“为富不仁”。

　　再创业

　　长兴岛，遥遥可见海天之间的钢铁巨人，两臂伸展。在振华基地中，“大”是必不可少的形容词。数万工人围着几十台机器爬上爬下，敲敲打打。尽管是外向型企业，却看不到经济危机的阴影。

　　然而，尽管历尽风霜，管彤贤内心深处也感觉到这个槛不寻常。他已启动了二次创业计划，向大型钢结构和海工产品转型，2009年5月，甚至为此将振华港机更名为振华重工。他没有退休的念头，还要再次惊险一跃。

　　去年波罗的海海运指数由1万余急降到1千余，海运重创，数家航运企业进入困境，造船企业今年尚好，明年订单也会下降，而中国的大港口码头，例如天津、上海、广州、大连，因航运低迷，估计1-2年中都不会有新投资。国外的大港口建设也都在收缩中，这些都对振华的主产品集装箱机械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