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是这“落草为寇”，激发出了他的痞子精神。

　　被北大“逼上梁山”的俞敏洪，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痞子演绎新东方

　　离开北大后，俞敏洪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进行自我调适，转变“眼睛朝下，鼻子朝上”的北大姿态。被逼到悬崖边的他，开始思考如何营销自己以及自己的培训班，学会与社会、政府的各色人等打交道。

　　一介书生，就此迈进江湖。

　　在北京冬日的寒风中，俞敏洪是这样起家的：一间10平方米的破屋，一张破桌子，一把烂椅子，一堆用毛笔写的小广告，一个刷广告的胶水桶。在北京寒风怒号的冬夜，俞敏洪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刷广告。手冻麻了，拿起二锅头喝两口暖暖身子。寒风中喝二锅头贴小广告，这时候的俞敏洪，显出了痞子的狠劲。

　　教师出身的俞敏洪渐渐显露出他的经商才能，只靠三招，就打下了自己的江山。一是价格战，当时培训班基本收费都在300～400元，俞敏洪只要160元，而且还是在20次免费授课之后，不满意可以不交钱。二是推出核心产品，他赖以成名的“红宝书”——《GRE词汇精选》。三是情感营销，向学生讲人生哲理，进行成功学式的励志教育，再加上他幽默的授课方式，深深地吸引了学生。

　　枪打出头鸟。很快，江湖的险恶就让俞敏洪有了深刻体会。俞敏洪的名声响了，招的学生越来越多，但也断了别人的财路。中国的培训市场一直是一个充满杀伐的江湖，地盘的争夺战蔓延到了贴广告的电线杆。先是俞敏洪的广告被对手覆盖，后来当场就给撕了，并把老俞的员工给一刀捅到了医院。俞敏洪只能求助于公安，为了和公安兄弟拉上关系，俞敏洪豁了出去，一气喝下一斤多五粮液，直接被抬进了医院。

　　创业路上几多艰辛。此时的俞敏洪，完全没有了北大的书生气。除了他那瘦瘦的身材和厚厚的眼镜，痞子精神附身了，一个企业家的身影渐次清晰。

　　痞子精神的悖论

　　创业者成事，要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痞子精神。但是，事业做大之后，痞子的自由放任必须向企业家的严谨转变。2000～2004年，是新东方最困难的时期，俞敏洪备受煎熬。他要完成从老师到企业家的转变，并将一班聚义兄弟变成一个管理团队。

　　“这个过程很痛苦。从原来梁山聚义的做事方式，变成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做事模式；从原本激情狂热的做事风格，变成冷静而有判断力的做事规则。这种改变，需要把自己个性中的一些东西丢掉。”这种改变对俞敏洪来说，并不轻松。

　　此时，外部打击也接踵而至。先是“9·11”事件，赴美签证大幅减少，新东方的留学市场受到极大影响；接着是“非典”袭击，停课四个月，新东方损失过亿元。此外，还有ETS(美国教育考试中心)对新东方偷题的诉讼，新东方为此赔付了600多万元。

　　外患是暂时的，内忧则可能致命。“哥儿们义气一起做，做到最后就没有规矩了。”利益、情感、人性纠缠在一起，新东方上演了一出人性搏杀大戏，俞敏洪这个主角在其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表演才能。

　　最主要的是利益问题。做大了，股份怎么分？新进入的市场怎么分？“创业之初的伙伴们在新东方日进斗金后，不再像以前一样安于自己的分成，逐渐产生了利益纠葛。由于以前没有一套机制来规定剩余利益的归属，大家开始了争执和吵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