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看看“十一”前后杨澜的日程，你就不得不佩服她的工作能力、社会影响力、当然，还有充沛体力。

　　为了制作《杨澜访谈录》国庆特辑，她要专程飞赴美国、德国、日本等国，走访老布什、卡特、施罗德、中曾根康弘、布莱尔、扎尔达里和李光耀7位政坛要人;10月13日，又要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开幕式。作为代表中国女性的符号式人物，杨澜的影响力正在达到另一个顶峰。

　　而这个顶峰的起点是从2004年──一个杨澜和吴征夫妇充满痛苦回忆的年份开始的。那一年，由于业绩不佳，杨澜、吴征卖掉了亲手创办的阳光卫视，将香港的上市公司转手。事业跌入谷底，负面舆论萦绕，与几年之前作为申奥大使在莫斯科做最后陈述时环绕在身上的光环相比，杨澜感觉“生活完全被颠倒”，甚至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借着一次去新加坡开会的机会，杨澜和吴征暂时远离了国内的纷纷扰扰。在新加坡的那几天，杨澜和吴征有机会反省过去这几年所有做过的决定：咱们到底什么地方看错了?什么地方做错了?哪些是不能再犯的错误?哪些地方也不要妄自菲薄?

　　有一天夫妻俩一直争论到深夜。最后杨澜决定，还是先从自己最擅长的电视节目开始重新创业。

　　从理想到现实

　　2000年杨澜离开凤凰卫视[1.79 -0.56%]，与吴征一起创办了阳光卫视。从《正大综艺》到《杨澜工作室》，作为国内知名主持人，杨澜心目中一直有做媒体的冲动。在她的梦想中，她想将阳光卫视打造成一个类似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播出平台，做一个“有内涵”的文化纪录片频道。

　　杨澜对阳光卫视的定位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国内渐渐崛起的富裕阶层，他们会对资讯有更多元化的需求，“不可能满足于在每一个频道上都看《还珠格格》”。杨澜希望能够为那些喜欢看有深度、文化性强一点的观众提供一种可能，这样阳光卫视就可以通过观众付费和广告收入两种途径实现盈利。这种模式在美国很成熟，看起来前途一片光明。

　　但是她忽略了一个问题，直到今天国内媒体行业仍然是对民营资本并未完全开放的世界，尤其是在广播电视领域，对资本进入有着严格限制。这就决定了一家民营电视台根本无法在中国大陆具备存在的合法性。于是，阳光卫视不得不将自己的“身份证”办在香港，但这又进入另一个奇怪的悖论中——一家香港媒体在内地落地是有诸多限制的。杨澜一度寄希望于中国电视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希望能够借助数字电视网络实现落地。但现在看来，在2000年时，这种想法太过超前。直到今天，数字电视在很多城市还未开通，几乎所有的“付费频道”仍很羸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