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做芯片的顶尖人物，包括英特尔的创始人都出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个学校拥有18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师，其中许多人就在讲台上为学生们上课。每天经过高悬在教学楼走廊的18位大师的画像前，邓中翰仿佛感到一种召唤和期待。1992年，邓中翰在此攻读物理系，取得物理学硕士的同时，顺利拿到了电子工程学博士学位，顺手又把经济学硕士收入囊中，成为该校成立130年来第一个横跨理工商三科的学生。这个纪录到现在仍无人打破。

　　伯克利大学前校长田长霖是邓中翰非常敬佩的华人楷模。通过田长霖，邓中翰结识了我国著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院士并结为“忘年之交”，为他回国创业打下了伏笔。1998年，原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到美国硅谷考察时经周光召院士介绍约见了邓中翰，两个人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谋而合，曲维枝邀请他回国开展数字多媒体芯片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1999年10月，邓中翰受国务院之邀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为李岚清等中央负责科技工作的领导讲述了硅谷及国际IT业界的现状和前景。

　　也就是这次回国，他和杨晓东、张辉和金兆玮三位好友登上了八达岭长城，立下回国创业之志。他们成为中星微的创始人，“星光中国芯工程”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坚守信念不言放弃

　　当年为了回国，邓中翰放弃的几乎是一座财富和事业的巅峰，当时他自己的集成电路公司市场价值已超过1.5亿美元。此种情况下，又有几个人真正敢于舍弃——如果仅为了一个产业报国的理想。

　　事实上直到今天，以爱国之心来解释这群人当年回国创业的动机，很多人未必能真正理解，但这确实是他们的思想原貌。只有漂流海外才更加渴望自己国家的强大，国外点滴的科技进步都让邓中翰涌起思乡之情，外面的世界无论多么精彩，游子归家是挡不住的潮流。

　　邓中翰和他的伙伴们都是有“野心”的人，不甘心在硅谷，在别人的地盘干一辈子。既然国内有这个创业环境，又自信自己所拥有的才干能在国内再创一片天地，归国就成为他们、也是大多数学有所成的海外学子的普遍心态。

　　事实上，他们创业之初条件非常艰苦，为了节省资金，公司落在一个没有暖气的仓库里。创业者之一，曾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张辉博士的手都冻裂了。为了节省资金，芯片验证设备FPGA由于静电防护不到位而被屡屡烧坏，只得从美国花1000多美元再购置新的。

　　更大的困难来自公司成立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员工仅有40人，却要负责从产品定义、芯片设计、软件系统到市场销售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前期的产品定义，必须通过调研来确定未来两三年的市场目标。这种具有前瞻能力的人才在当时十分稀缺。邓中翰和他的几个创始人伙伴不得不把一半的精力花在如何建设队伍上。

　　除了源源不断地引入符合公司文化和发展步伐的人才之外，人才的管理、沟通效率，以及保持当初创业时期的快速反应能力，对中星微这样的创业型公司始终是最大的挑战。

　　同很多孩子一样，邓中翰小时候也崇拜科学家。当他自己步入科学家之列后，他崇拜邓小平、周光召这些为国家、为民族付出一生，坚持一个目标不放弃的人。他认为，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企业，责任感和挑战精神，在面临人生每一次抉择时都要考虑到身上的责任，选择后要以挑战精神去应对可能遇到的困难。